揭秘：明督师袁崇焕的子孙如何变成了清朝旗人

显示全部楼层 · 2021-1-19 01:55:27

袁崇焕生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四月二十八日戌时，时年四十七岁。
另外，关于袁督师的后裔，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存在，在此也一并说说。
金庸在《袁崇焕评传》第十三节的注释中道：
朝廷抄袁崇焕的家，家里穷得很，没有丝毫多余的财产。他在辽西的家属充军到浙江，后来改充军到贵州，在广东东莞的充军到福建。《明史》说袁崇焕没有子孙。近人叶恭绰则说：“袁后裔不知以何缘入黑龙江汉军旗籍。”当时清掳掠大量汉人至辽东为奴，我猜想袁崇焕的子孙多半是给清掳掠了去，到黑龙江苦寒之地作农奴，因而编入汉军旗籍。袁崇焕的冤狱，到清朝乾隆年间方才得以真相大白。《明史》完成于乾隆四年七月，其中《袁崇焕传》中，根据清方的档案纪录，直言皇太极如何用反间计的经过。乾隆皇帝隔了几十年，才读到《明史》中关于袁崇焕的记载，对袁的遭遇很是同情，下旨查察袁崇焕有无子孙，结果查到只有旁系的远房子孙，乾隆便封了他们一些小官，那已是乾隆四十八年的事了。
近年来，对金庸先生此文的指责日厚，通常是责其未查阅《清史稿》，因其中明写乾隆派员寻得督师后裔五世孙袁炳一事，是以并非如其所言为旁系子孙，且袁督师后人在《清史稿》中自有传记，如此为文颇失之于粗心。
此言所论，略为偏颇，不免过于偏颇，不免过于小觑了金庸先生。
指责金庸先生没有查阅《清史稿》者，其论源出几处。
首先是举证《清史稿·高宗本纪》有“四十八年……戊子，予明辽东经略袁崇焕五世孙炳以八九品官选补”一句，另外《东华续录·乾隆》也载曰：“五世孙袁炳并未出仕”，这两者都说“五世孙”，并无说是旁系，所以应该是嫡系。而《清史稿》中更有袁督师后裔的几篇传记，也都未说是旁系子孙繁衍。另又责曰，金庸先生是知道《明史》成于乾隆四年的，而那时候乾隆还没去找袁督师后代，因此他依据《明史》言其无后显然不足为凭，且忽略了查阅《清史稿》云云，大致如此。

袁崇焕像
但是，如果考据仔细些的话，应该知道处理袁督师一案的经办人之一余大成在其《剖肝录》中，说袁督师“力捍危疆，而身死门灭，其得罪大略相似。但武穆有子霖、孙珂，能白其冤。而督师竟允绝，圣世谁复为《金陀粹编》者？可叹也！”据此，则似可说督师实无嫡出后裔。
盖因余大成为审理督师一案的当事人之一，更曾于其间力挽狂澜，最后是靠着威胁其上司方救下了督师一家老小的性命，如此，则督师有无嫡出后嗣，作为办案官员的余大成自是一清二楚的，外加督师一案，前后勘察达九个半月之多，绝无搞错的道理。再退一步说，即使余大成想维护督师后裔，在其中做点手脚，却又如何瞒得过这许多欲置袁督师于死地的大臣们。
另外，金庸先生也说：“《明史》完成于乾隆四年七月……乾隆皇帝隔了几十年……下旨查察袁崇焕有无子孙，结果查到只有旁系的远房子孙，乾隆便封了他们一些小官，那已是乾隆四十八年的事了。”这一条说辞，显然可以证明他是查阅过《清史稿》的，怎么能说他没看呢。
我以为金庸先生不但查阅了《清史稿》和《东华续录》等书，多半还查阅了部分地方志和清档案。譬如康熙年间的《广东通志》就道：“(袁崇焕)籍没之日，无子。”而在清宫档案的《清高宗实录》中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丙寅条，更有这么一条极为详细的记载：
谕军机大臣等：昨披《明史》，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暗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袁崇焕系广东东莞人，现在有无子孙，曾否出仕，着传谕尚安，详悉查明，遇便覆奏。
一年后，广东巡抚尚安回奏道：
遵旨访查，袁崇焕无嗣，系伊嫡堂弟文炳之子入继为嗣，现有五世孙袁炳，粗晓字义，人尚明白，应照熊廷弼裔孙之例，以佐杂等官选补。
乾隆一向自诩英明神武，此人才具虽不如他自视得那么高，但是个聪明人且精明能干是肯定的。以他对此事几次亲自追问的认真和着紧态度，想在这么容易查清楚的事情上糊弄他，那简直是拿自己一家老小的性命在开玩笑，而且毫无这个必要。而尚安追查时间长达一年，汇报的时候更是把袁炳的来历身世、学问、为人都说得清清楚楚，所谓的五世孙袁炳，乃是过继的袁督师堂弟之子后裔。至此，袁督师无嫡出子孙一事，已经可以说确凿无疑。
而关于指责金庸先生忽略《清史稿》中有袁督师后裔传记的说法，似乎也不成立。
因为金庸先生在《评传》中提到叶恭绰曾说“袁后裔不知以何缘入黑龙江汉军旗籍”云云，又说“我猜想袁崇焕的子孙多半是给清掳掠了去，到黑龙江苦寒之地作农奴，因而编入汉军旗籍”。这猜想，也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本的。因为既然已经证实袁督师无后，且家人都流放去了南方，又于乾隆四十八年找到了被流放的袁氏族裔，而《清史稿》中的袁督师后裔，据记载却是黑龙江汉军旗人，这其中的联系，在其传记里并没有说到，所以金庸先生只能按照当时的环境去推测。如果撇开其他不论，他这个“给清掳掠了去，到黑龙江苦寒之地作农奴，因而编入汉军旗籍”的推测，应该说确实是比较合理的。
因此，我们可以说，金庸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比较严谨的。
但是，袁督师是不是就真的无后了呢？
答案是：有。
金庸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是错了。
但是，他的出错并不是出在如时下所指责的那样，是忽略了《明史》成书时间，以及没有查阅《清史稿》等等，而是忽略了北方地区的一些地方志和时人笔记、实物，以及东莞本地康熙年间所修的一部地方志。我猜想这是由于他受史籍记载中袁督师家人被流放到贵州和福建的暗示，因此没有想到可以在北方地区以及东莞当地的资料中寻找相关线索。
袁督师妻无子，不等于妾无子。袁督师家属被流放的时候无子，不等于没有遗腹子。
督师留下了一位庶出的遗腹子。
其实袁督师入狱时，他的小妾已有身孕，遗腹子一般不在流放之列。且依明律，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的人被判流放，是可以用劳役和银子来赎的，《明史·刑法志》：“凡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以下，收赎……大抵赎例有二：一罚役，一纳钞，而例复三变。罚役者，后多折工值纳钞，钞法既坏，变为纳银、纳米。”
当时袁督师恶名满中原，如大大有名的南明督师史可法就曾在《史可法复多尔衮书》中说过这样的话：“贵国昔在先朝，夙膺封号，载在盟府。后以小人构衅，致启兵端，先帝深痛疾之，旋加诛僇，此殿下所知也。”这话中，“贵国昔在先朝，夙膺封号，载在盟府”，想来不会说努尔哈赤在李成梁手下时期，大约是解释袁崇焕迫使皇太极去掉了帝号，向明朝求发印而不得一事。此事在清，可说是极大之屈辱，因此后来清廷在修明、清史时，全部予以删除，在官方文书中全无记载。但百密一疏，清宫秘档中却还留有皇太极写于天聪四年的一道上谕，其曰：
逮至朕躬，实欲罢兵戈，享太平，故屡屡差人讲说。无奈天启、崇祯二帝渺我益甚，逼令退地，且教削去帝(号)，及禁用国宝。朕以为天与土地，何敢轻与？其帝号国宝，一一遵依，易汗请印，委曲至此，仍复不允。
史可法而后言语中的“先帝”，说的是崇祯，而小人则当然是说袁督师了。盖因督师宁远一战，导致努尔哈赤发病身亡。在史可法看来，许是觉得此事与清仇怨甚大，故有“后以小人构衅，致启兵端，先帝深痛疾之，旋加诛僇”之语，无非是希冀藉此揭过这段恩怨，明清两家好联手剿闯耳。
写至此，又不禁复为督师心酸，一时唏嘘不已。

评曰：程本直布衣之士，尚知道督师之忠之冤，而余大成则说朝中大臣十之七知其冤，史督师在此处大骂袁督师为小人也就算了，毕竟当时袁督师还没*，也勉强可以成理。但他颠倒黑白，诬指袁督师启肇了明、清两家的兵祸，却是其心可诛。清军犯边，历来是清军主动为之，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起兵攻明，天下无人不知，史可法此处无非是要和清军联盟而已，即使这样，也不应如此颠倒是非嫁祸于袁督师。同是大明督师，相煎何急哉，相去何远乎。史督师此举与袁督师相较，岂止于陈元龙于许汜的上下床之差，更直欲追刘备所云之百尺楼上与地下之别矣。余颇以为耻。
袁督师际遇如此，其庶子自是无法于中原存身立命，要生活下去只能隐姓埋名。但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中原人如此，辽东人却不是这样。在辽东，袁督师依然是人人景仰的大英雄，他的后人流落关外后，在宁古塔谋生起家。《东挽县志》：“袁督师无子。相传下狱定罪后，其妾生一子，匿都城(今北京)民间。大兵入关，为满州某所得，隶籍于旗。”
督师庶子名文弼，成年后因有军功，被编入宁古塔正白旗汉军，从此成了旗人。也有说其后袁督师后裔改称为袁佳氏的，此说似不太可信。编纂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完成于乾隆九年(1744年)的《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收罗了当时除爱新觉罗外，满、蒙、汉二十四旗的全部姓氏一千一百一十四个，查其中满族老姓只有袁氏，并无袁佳氏，另有姚佳氏、殷佳氏等，故余疑其或为讹误之说。
据民国时张江裁辑录的《袁督师遗事汇辑》卷五《袁督师后裔考》所载，袁督师宁古塔一脉后人的传承顺序为：袁文弼——袁尔汉——袁贵——袁常在——袁赶，袁赶有三子：袁世有、袁世宽、袁世福。
袁世福及其两个儿子在《清史稿》均自有传记，这位袁世福，还有他的子孙，乃是晚清大大有名之人。
咸丰九年，江北大营清军大战太平军，江北大营是由和春节制，其搭档宁古塔副都统富明阿，就是袁督师的这位六世孙袁世福，《清史稿》道：
富明阿，字治安，袁氏，汉军正白旗人，明兵部尚书崇焕裔孙。崇焕裔死，家流寓汝宁，有子文弼，从军有功，编入宁古塔汉军。五传至富明阿，以马甲从征喀什噶尔，授骁骑校，洊升参领。
富明阿幼年名世福，以马甲清制，八旗男丁十六岁以上，通过考试可披甲，分入步甲、马甲。从军，始有旗名富明阿。
清代的旗人风俗，称呼人一般只呼名不称姓，如“佟图赖”大多直接称呼为“图赖”，富明阿是袁世福的旗人名字，所以一般称其为“富将军”，而黑龙江土著则干脆直接称之为“袁富将军”云云。
富明阿的身世来由，绝不是孤证，也不是重复引证、互相转录。除《清史稿》及张江裁编纂的《袁督师遗事汇辑》外，在不同地区的地方志以及当时人笔记中，都有着差不多的记载。记载富明阿身世的地方志，至少有一北一南两种，如光绪年重修的《吉林通志》和康熙年间广东编修的《东挽(莞)县志》，其他笔记如杨钟羲的《雪桥诗话余集》，魏毓兰的《龙城旧闻》，还有黑龙江省至今尚在的《江宁将军富明阿去思碑》、缪荃荪《艺风堂文集外篇》中《吉林将军富明阿碑》、缪荃荪辑《续碑传集》中屠寄所撰的《袁富将军战略》、齐齐哈尔市的《御赐富将军碑》等碑文、拓片中，均记有此事。而这些天南海北的记载中，都一致说富明阿是袁督师的六世孙，来由也都说是出自督师遗腹子袁文弼。
另外，富明阿自己也曾亲口对在东莞为袁督师扫墓祭奠的同乡人陈国泰道：“余督师几世孙也，尔祀我祖，与兄弟何异？宜告乡人好为之！”并因此和陈国泰结拜为义兄弟。《东挽县志》：“新安陈国泰尝与人言，昔在江南军营时，参领富明阿问：‘新安与莞县邻，督师宗裔如何？’答以‘督师祖茔去敝乡不远，清明、重九，敝乡代为祭扫，盖无宗裔矣！’富闻之，次日，即与通谱，密语曰：‘余督师几世孙也，尔祀我祖，与兄弟何异？宜告乡人好为之！’”
通谱：即统谱，通常全称是“统宗世谱”，也叫“会通宗谱”、“大成谱”、“通谱”等。这种谱是将分布于各地的同族各宗统贯于一的谱牒，是一个始祖下各族各房家谱的集成。
此处所说的“通谱”，意指富明阿与陈国泰二人结拜为义兄弟。《清史稿》记富明阿身世曰：“富明阿……崇焕裔死，家流寓汝宁，有子文弼，从军有功，编入宁古塔汉军。五传至富明阿。”而富明阿、寿山、永山三人皆为当时的名将重臣，功名赫赫，此晚清时节，冒称督师后裔并不能沾到督师的光，且其与陈国泰所言还是“密语”，显见其并不欲声张，此亦可为一证。再者当时袁家传承自文弼起，也不过五世而已，富明阿之祖父、高祖，即可与袁文弼、富明阿两人分别相接于世，其在世时期完全可以幼拜袁文弼，老见富明阿，是以此一脉谱牒传承当无可疑，袁氏后裔入旗籍，当如《东挽县志》所载，为满人蓄包衣所致。

因此，可以说袁崇焕——袁文弼——(世福)富明阿的这一传承，基本确凿无疑。督师有后。
富明阿骁勇善战，颇具当年关宁铁骑之遗风，是清军中的一员悍将，《清史》载曰：
咸丰三年，从钦差大臣琦善军扬州，战于洞清铺，受枪伤，裹创奋斗，斩馘数十……五年，战虹桥，戒所部距贼二十步始发矢，射毙贼酋，分两翼搜伏贼，贼溃走……江北军不署统帅，命归和春节制，别选谋勇可当一面者，和春以富明阿荐，诏帮办和春军务。时六合、浦口皆未复，富明阿督军进攻，迭战百龙庙、李家营及六合城外。既而贼数万扑营，分股绕袭后路，遂大挫。富明阿身被十二创，诏许开缺回旗医治，伤已成残，命以原品休致，食全俸。
同治元年(1862年)，富明阿以残废之身，授正红旗汉军都统，率领神机营和抗法名将冯子材一起剿捻，后来率精锐与僧格林沁联手进剿苗沛霖，苗沛霖被杀。
三年春，富明阿被授江宁将军，统管八旗兵协助湘军，攻克太平天国首都南京，也就是著名的“克复江宁”之役，此战对清廷意义极为重大。富明阿因此被授骑都尉世职，并督所部水陆诸军留防江北。
五年，授吉林将军，督剿吉林马贼，富明阿不顾残疾亲自进山挥军力战，数月之间肃清马贼。然后在当地开田达数万顷之多，此后不到十年，他所开垦的地方便开建郡县。富明阿最后以伤病归家，光绪八年卒，优恤，谥威勤。
由于富明阿为政颇有佳绩，所以吉林、扬州两地百姓分别请为富明阿建祠，并立《去思碑》纪念。至今在黑龙江省尚保存有《江宁将军富明阿去思碑》，《艺风堂文集外篇》则附录有《吉林将军富明阿碑》碑文，另据报道，在齐齐哈尔市一位私人收藏者手中，还藏有一《御赐富将军碑》的拓片。
而富明阿的两个儿子寿山和永山事迹，比之乃父则更有过之。这两兄弟分别在中日甲午战争和辽东抗击沙俄的战事中以身殉国，极具袁督师遗风。其人其事，令人无法不想起当年叱咤风云威震辽东的关宁铁骑之绝世雄风。
寿山，字眉峰，袭骑都尉世职，迁郎中。
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战争起，日军自朝鲜越鸭绿江进犯奉天。当时在北京任官的寿山，闻讯投笔而起，自请抗敌，单骑奔赴辽东前线。
在到达奉天后，他开始在当地招收义军，短短的十几天时间，就成功募集了两营兵力，寿山被命为步队统领，其弟永山任马队统领，率领两营士兵开赴抗日前线。
两兄弟在与日军战斗中激战连场，连战连克，一路恢复草河岭，克连山关，进逼凤凰城。据《寿将军家传》曰，寿山于草河岭一役中“怒马当先，披坚执锐”，“绕山越涧，披荆力战”，“在南路山脊冲锋陷阵，戈什哈伤亡几尽，犹统率所部猛攻”，击毙日军步兵大尉斋腾正起，伤炮兵大尉泄田纲平、炮兵中尉关谷豁等。随后寿山和永山分别率马、步队“由崔家房、白水寺、谢家堡转战而前”，“在四颗树大获一胜”，日军抵敌不住，败退凤凰城。
其后清军统帅依克唐阿和聂士成准备分兵两路，收复凤凰。其中一路由依克唐阿、夏青云率领，另一路则由寿山、永山两兄弟率领马步队各一队，进攻凤凰城东北。
是役，寿山、永山率军“肉搏风城，恒玉(镇边军步队营官)率其所部攻入东门，已就得手。讵城内伏兵突起，城外援贼大至，将我军四十余名截断城中，悉殁于阵，统领三等侍卫永山身先士卒，率队策应，连受枪伤，洞胸阵亡，兵力不支，伤亡几半。幸经寿山等各营分投径援，贼始稍却，我军亦即收队”。《清史》则载此役道，“永山独为殿，遇伏，连受枪伤，洞胸踣，复强起督战，大呼杀贼而逝”，并将其与邓世昌等人并为一传，评曰：
中东之战，陆军皆遁，宝贵独死平壤；海军皆降，世昌独死东沟。中外传其壮节，并称“双忠”。及日兵入奉，永山独死凤城，敌遂长驱进矣。旅、大既失，威海势孤，步蟾、宗骞皆先后誓死。士气如此，岂遂不可一战？此主兵者之责。五人虽败，犹有荣焉！
此后，中日双方在摩天岭地区展开了多次激战，根据依克唐阿的奏报，寿山每战“无不登山越洞，身先士卒。综计前后该员头冠戎服，迭经洞穿，迄未受伤，其身旁亲兵伤亡不下十余名”，并曰其“谋勇兼优，洵属不可多得”。
次年，清军克复海城，寿山领七十骑外出侦察敌情，在汤冈子遭遇日军，遂与之搏战。《寿将军家传》道，“正酣战间，忽中飞弹，自右腹入，左臀出”，寿山“屹立不为动，战愈猛，敌即却。跨马三十里回营。衣袴淋漓，血厚盈指。一时江淮诸宿将，作壁上观者，皆舌挢不能下”。如此悍勇，与古之猛将不罔多让也。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寿山任镇边军统领，驻瑷珲。
二十五年任瑷珲副都统，帮办黑龙江边防和军务。明年署黑龙江将军。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沙俄部队数千人扬言要去保护哈尔滨的铁轨，纷集海兰泡，前来向寿山借道。
《清史》记载，当时寿山大怒道：“敌偪我都，我假敌道，如大义何！”遂拒绝其要求。又传檄瑷珲副都统凤翔道：“如俄兵过境，宜迎头痛击，勿令下驶！”同时以呼伦贝尔副都统依兴阿守西路，通肯副都统庆祺守东路，警告俄军不要进兵，由清军负责护路。随即闻听俄军已经分道并进的消息，寿山遂下令：“保铁路，护难民，全睦谊，违者杀无赦！”
但俄军不宣而战，突然炮击瑷珲卡伦山，之后又制造了屠杀我江东六十四屯百姓之大惨案，我百姓被驱赶赴水淹死者，遮蔽江面，而呼伦贝尔等地也纷纷告警，哈尔滨沦陷。
寿山闻讯，“千绕室，夜愤恚垂绝”，他一面电告吉林将军长顺，要求其前来会攻哈尔滨，一面通告俄军，谓若罢兵，愿以全家为人质，勿得侵凌我国百姓。
七月下旬，寿山所部清军和义军配合，向被沙俄占领的哈尔滨发动进攻，很快攻入城内，并将俄军压缩在新市街松花江车站一带。在瑷珲前线，清军与义军固守待援，和俄军对峙不下。但由于东路的吉林清军按兵不动，贻误战机，而沙俄则不断增兵，最后兵力达到了十几万之多，致使寿山孤军奋战，哈尔滨之战终于遭挫。
面对十几万沙俄部队，清军寡不敌众，又无增援，八月十五日瑷珲也终于失守，固守此城的凤翔死战殉国。随后，齐齐哈尔门户北大岭被攻陷，北路统领崇玉，营官德春、瑞昌，西路统领保全，东路营官保林等人全部战死，俄军进逼齐齐哈尔省城。
八月二十一日，俄军致函寿山，要求商议停战。
寿山派程德全前往商谈和议，而自己却以古有“军覆则死”之义，又“疆土不保，负罪甚深”，穿戴整齐后于棺材中吞金自杀，不死，呼其属下来枪击，属下不忍，手发抖第一发打偏，中寿山左肋，不死，又命其击小腹，仍不死，于是厉声命令再击，乃气绝。
如此一位忠勇之士，可清廷对他，却实在好不到哪里去。清廷先是下诏责备他挑起边境冲突，后又剥夺其世袭职位，最后还是由于总督徐世昌屡请复官，才在六年后授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准其附祀富明阿祠。
寿山还有一位族孙也于此役战死沙场，他就是在黑河与统领崇玉一起战死的那个北路营官瑞昌。
袁督师这一门，是真正的英雄。而读寿山、永山、瑞昌事迹，不能不使人想起袁督师，这位尽毕生之力保家卫国，最后反被他保护的那些人们摧至真正粉身碎骨的英雄，他在临死前，在即将对他千刀万剐的刑场上口占了一首绝命诗，诗曰：
一生事业总成空，
半世功名在梦中。
死后不愁无勇将，
忠魂依旧守辽东！
果然，在袁督师死后，他的后代们或于乱世造福辽东百姓，或死于守卫辽东的边事，真的无愧于督师“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的遗言。关宁铁骑的后裔雄风不绝，在袁督师英灵的注视下，依然守卫着督师曾经浴血奋战过的辽东大地，他们是真正的好男儿。
有后若此，袁督师可以含笑九泉矣。只是先贤如此，后来者又需要以怎样的姿态和作为，才能去面对督师以及他后裔们的忠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