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鲜卑族两次南迁具体路线和路过的城市

显示全部楼层 · 2007-7-4 12:51:30

鲜卑族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个在中原建立王朝的北方少数民族，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经历了从森林走向草原进而入主中原的北方民族。其奋斗历程的艰辛与悲壮，其思想观念的转变与发展，其风俗习惯的演进与改变，其统治的魄力与局限，决定了它的兴盛与衰落。祖室“嘎仙洞”在战国秦汉时期，与匈奴同时兴起的比较强大的北方民族，是生活在中国东北部的东胡族。东胡在西汉初年被匈奴击败，分二支逃散，一支逃往乌桓山（在今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西北），后称之为乌桓族；另一支逃往鲜卑山（在今内蒙古哲盟科尔沁左翼中旗西），后称之为鲜卑族，亦称之为东部鲜卑。鲜卑在西汉时期未见于史籍，东汉初年，鲜卑常被匈奴强迫侵扰北边，公元九十一年匈奴政权瓦解，鲜卑继起，转迁漠北，吸收漠北匈奴余部数十万人，力量骤盛。东汉后期，鲜卑出现了一个著名的首领檀石槐（公元一五六至一八一年在位），被推为鲜卑“大人”，在高柳（今山西省阳高县）北的弹汗山（在今河北省张家口地区尚义县南）建立庭帐（统治中心），尽据“匈奴故地”（即大漠南北），以他为中心建立起一个鲜卑部落军事大联盟，“兵利马疾，过于匈奴”。但是，檀石槐的联盟，因部落众多、民族成分复杂、社会生产力低下、经济基础薄弱，联盟组织不能长期巩固，故当檀石槐一死（公元一八一年），联盟就开始分裂。随后是被称为“小种鲜卑”的轲比能集体继起，再度建立了鲜卑部落联盟，但存在的时间很短。轲比能的联盟因轲比能被曹魏刺死而瓦解。东部鲜卑先后兴起了宇文部、段部和慕容部，这几个部在“五胡十六国”期间，都曾在中原地区活跃一时。西部鲜卑分化出秃发部和乞伏部。最后对中国历史影响较大的是拓跋鲜卑。除东部鲜卑外，原来居住在今内蒙古呼伦贝尔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嘎仙洞附近的大鲜卑山的是拓跋鲜卑。它是鲜卑族最东北的一部，原始游牧区在今黑龙江上游额尔古纳河和大兴安岭北段之间。据《魏书》记载，拓跋鲜卑有先祖石室，北魏第三个皇帝（世祖太武帝拓跋焘）曾派人前去先祖石室祭祀祖先。一九八~年内蒙古的考古学家在嘎仙洞的石壁上，发现了北魏太平真君四年（四四三年），拓跋焘派中书侍郎李敝等人到嘎仙洞祭祖的祝文石刻，与《魏书》记载相符，解决了北魏先祖石室的具体地点问题。它的发现，也证实了拓跋鲜卑起源很早，先祖毛可上溯到二千年上下，毛是这一地区部落集体的首领。嘎仙洞地处大兴安岭北段，石洞口高十二公尺，宽十九公尺，洞南北深九十二公尺，东西宽二十七至二十八公尺，穹顶最高处达二十多公尺，这个洞可容纳数千人。大石洞的中央有一块不规则的天然石板，下面由一块大石头托起，似一石桌。洞内有斜洞和小耳室，这个小耳室可能是部落储藏物品或部落首领居住地，而大石洞则是部落成员生活和议事的地方。在大石洞距洞口十五公尺的西壁上，是著名的祝文石刻。石刻原被苔藓覆盖，字迹很难被人发现，经洗刷后，才出现石刻全文。刻辞为竖行，共十九行，每行十二至十六个字不等，全文共二~一个字，刻文为汉字魏书。它证实了嘎仙洞就是北魏先祖石室。在这个洞内，还出土了不少陶片、石器、骨器和牙角器等，应是东汉时期的鲜卑遗物。出土物中石镞、骨镞较多，而且制作均较精细，说明在嘎仙洞生活的鲜卑人以狩猎经济为主，过着“射猎为主”的原始部落生活。拓跋鲜卑部落不断发展，大鲜卑山以及嘎仙洞，终于无法满足他们发展的需要，所以到毛传五世至第一推寅时，开始率众离开大鲜卑山，向呼伦贝尔大草原迁徙。南迁大泽鲜卑民族南迁的历程，先是举众离开大兴安岭，西迁至呼伦贝尔草原，到达额尔古纳河上游的依山盆地。在此草原、丘陵与山谷中，经常发现鲜卑墓地。如陈巴尔虎完工墓群、满洲里市西的扎赉诺尔墓群以及海拉尔市南伊敏河流域各地发现的墓群等，是拓跋鲜卑从大鲜卑山西南迁至呼伦贝尔草原的遗存。这些墓地证实了第一推寅率众“南迁大泽”的史实。这些墓地的发现和发掘，是鲜卑考古的开创。由于他们是陆续迁出，所以，墓葬的时代并不是同一时期的。完工墓是早期古老的森林丛葬习俗墓葬，反映了拓跋鲜卑当时仍处于部落社会。扎赉诺尔墓出现了不同于丛葬的桦木棺和单人葬，甚至出现了男女合葬墓，这反映了个体家庭开始出现，大家族部落组织开始走向解体。他们以狩猎为主，但已出现了原始农业。在扎赉诺尔墓中出土了狩猎纹骨板，是他们当时生活的见证。但这时是母系氏族社会晚期，因为从墓葬的形制、随葬品来看，男女还没有明显的区别，妇女也没有脱离主要生产。墓葬中出现规矩铜镜、如意纹锦和木胎漆器奁等，这既反映了拓跋鲜卑与中原的密切关系，也说明这里墓葬的年代当是东汉时期。在扎赉诺尔墓葬中，出土了飞马纹动物形铜鎏金带饰，证实了《魏书．序纪》记载一段史实：“古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先行导引，历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这种飞马形的饰牌，即是鲜卑人信奉的古神兽！在鲜卑族南迁遇到沼泽地，部族面临灭亡的关键时刻，是这个神兽从天而降，带领他们走出了沼泽地，实现了他们南迁的梦。在内蒙古和中国东北地区，凡鲜卑活动过的地区，都出土了这种“飞马纹”的铜鎏金带饰和包金铁带饰。现藏于内蒙古博物馆的属东汉时期、出土于扎赉诺尔墓的飞马纹鎏金铜带饰，马作奔驰状，鼻端有角，带双翼，应是文献中所载引领拓跋鲜卑南迁的神兽。出土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土左旗讨不气村，属北朝时期的包金神兽纹带饰，其神兽的形象也与文献记载相符。这个神兽反映了鲜卑族在漫长的迁徙过程中，历经艰难，可谓“山谷高深，九难八阻”。对于一个长期生活在森林中的民族来说，需要克服的困难不仅仅是生活习惯的改变。他们面对一望无际的草原，面对大自然环境的考验，从森林民族转变为草原民族过程中，付出了六至七代人的努力。呼伦贝尔草原，这里有优良的牧场，牛羊繁盛，水源充足，又有二大湖泊：呼伦和贝尔湖。即《魏书》中记载所谓“南迁大泽，方千余里”。这里是许多游牧民族兴起之前，修养生息、储蓄力量的地方。鲜卑族在这片草原上经过了六、七代人的发展，又因“有神人言：此地荒僻，未足以建都邑，宜复徙”，于是从呼伦贝尔草原纵贯锡林郭勒草原，在南杨家营子（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北约三十五公里处）停留了一段时间后，继续向西跋涉千里，来到燕山、阴山的“匈奴之故地”。在南杨家营子，先后发现了鲜卑族的遗址和二十余座墓葬，从出土物和埋葬习俗看，与完工、扎赉诺尔墓葬同属一个文化。这里应当是拓跋鲜卑部众在诘汾率领下，由呼伦贝尔大草原迁至大兴安岭南段、乌尔吉木河时的遗迹、墓葬。出土的文物不如扎赉诺尔墓的丰富，这与他们在这里停留的时间不长有关。但是，出土物的制作水平提高了，铁器的使用范围也扩大了，反映他们的经济有所发展。从南杨家营子墓葬制度来看，不仅贫富差别明显，而且男女分工也较清楚，墓葬中小孩随父亲葬，反映了父权制的确立。拓跋鲜卑在南杨家营子一带时，已是在檀石槐的部落大联盟瓦解之后。诘汾的父亲第二推寅邻，曾是檀石槐的鲜卑部落大联盟中的西部大人之一，那时拓跋部的经济有所发展，加上迁徙，距离中原更近，中原文化的影响促使他们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