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钟南山在公开场合讲普通话，为什么会有人感到不舒服？(转载)

显示全部楼层 · 2022-1-4 22:00:12

香港出镜率最高的官员、被称为“香港钟南山”的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的一段视频火了。原来她在记者会上回答媒体普通话提问时，尽管记者表示可用粤语回答，她还是用普通话流利作答。
　　特区官员讲普通话之所以成为不大不小的新闻，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这位网红官员竟然会讲普通话，第二，她竟然会对着直播镜头讲普通话。
　　普通话使用场景会越来越多
　　第一个问题其实不是个问题。在港采访期间，笔者用普通话与政府公务员打交道，虽然对方讲的有好有坏，可能有时要加几个英文单词，但总体交流起来不成问题。现今香港在对公职人员的入职要求中，已经明确写出“（要）操流利英语、粤语及普通话”。
　　这种语言的要求也体现在新闻发布会现场。之前在香港警察总部参加过新闻发布会，警队提供的同传耳机就有粤语、普通话及英文三个频道，供记者按需使用。
　　至于外界为何会对香港公务人员讲普通话感兴趣，我想，可能是因为他们平时使用的场景不多。除了像特首、司局长等高级官员前往内地或接受内地媒体采访使用普通话外，其他公务人员平时很少用得上；而在类似的发布会上，大部分媒体记者是用粤话或英语提问，那答者自然会按照相应的语言来回答。
　　因此，相信除了此番张竹君小试牛刀之外，普通话深藏不露的官员应有不少。有一点可为之佐证。自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特区政府就推行“两文三语”政策，两文是书写中文、英文，三语指说广东话、英语、普通话。从1998年起，全港小学、初中、高中都开设普通话课，还有部分学校以普通话作为语文课的授课语言。年轻一代人接受普通话教学的条件远胜于前代人。
　　此外，这些年，随着内地与香港人员往来频繁，在铜锣湾、旺角、尖沙咀等商业中心，会说普通话已成为做生意的重要条件。再加上不少内地人在当地读书生活，以及香港积极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相信普通话在香港的使用场景会越来越多。从这个角度看，张竹君会讲普通话，真不是什么大新闻。
　　语言不该有不可承受之重
　　其实，关键是第二个问题，她“竟然”讲普通话。这让有些人不舒服。当然，这不是普通话的错，而是在香港社会泛政治化的大背景下，语言被赋予了不可承受之重，甚至演化为一种身份的表示，背后则是被刻意制造出来的内地与香港二元对立。这个时候，用什么语言讲话，俨然成为另外一种“政治正确”与处事规则。
　　于是，在香港“修例风波”期间，内地人不得不小心翼翼地生活。有人传授经验，“不会讲粤语就讲英语，英语不行就讲上海话，反正人多的地方别说普通话”。还有位台湾记者就因为在示威现场讲普通话，被暴徒无端攻击。
　　一种感觉是，这座城市近年来疾速走向“内卷化”，一些人自我感觉优越又感到焦虑，感觉自信又常带迷茫。而对说普通话这件事儿一惊一乍，只是自内而外的表象——似乎有人讲了普通话，香港就会失去什么。
　　问题是，让这座城市黯然失色的是社会运作的失序、是法治精神的丧失、是包容态度的消失，不会是讲这种语言或是那种语言，况且这两种语言之间本来就不冲突。周边普通话和粤语都讲的都很好的人，不少；在香港的内地人学粤语，在内地的香港人学普通话，也不少。通过学习使用语言，人与城的距离是拉近了，而非走远了。
　　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在接受上观新闻专访时有过这样解释：“每次我谈到普通话与粤语的问题，有人就会觉得下一步就要求推行普通话而禁止说粤语了，这种非此即彼的方式是不可能的。”
　　但他又推心置腹地问大家：“中文世界里，除了香港、澳门、广东等一些地方用粤语，其他地方都在用普通话。语言是有生命的，我只想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我们都用粤语学中文，将来是会和其他大部分人越走越远，还是最终走到一起？”
　　有些香港人很推崇英国人。1959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接受BBC专访。当被问到如果这次采访会被后人看到，他想对他们说什么时，罗素讲了两点：其一关乎智慧，永远不要被那些你愿意相信的所引诱，只是纯粹地去审视事实是什么；其二关乎道德，在日益紧密相连的世界，我们必须学会容忍彼此。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这里共存。
　　没错，被意识形态绑架、放弃事实与包容、只相信自己所相信的，不该是一个发达地区应有的样子、应有的文明。看来，一些人还是需要卸下思想包袱，同时也让语言卸下强压在她身上的、不该有的担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