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历史问题

显示全部楼层 · 2007-10-29 14:36:06

1 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开始，实际启动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但作为承载中国教育近代化任务的洋务教育，在发展中表现为实践上的沉重滞缓和指导思想上的本土化取向，这既给在华教会学校留下插足发展的空间，同时也设置了障碍。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教育和技术现代化。在洋务运动期间，洋务派感到，办这些新事业除了需要大量的资金外，还需要大量的人才。于是，他们仿效外国，兴办了一些洋务新学堂，以培养各类专门人才。据统计，至1896年为止，各地洋务派开办的洋务学堂有34所。这些学堂大多是专门性的实用技术学堂，规模大小不等，程度高低不同。据一些资料估算，到甲午战争前后，各洋务学堂毕业的学生约计已有一千数百入。此外，洋务派还通过派遣留学的途径培养人才。如著名的铁道工程专家詹天佑，便是洋务派派赴美国留学的第一批学生之一。原学航海驾驶技术，曾任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后来成为著名思想家兼翻译家的严复，也曾被派赴英国留过学。据统计，洋务运动时期派遣出洋留学的人数共有200余人。此外，在洋务派所办的现代工矿企业中，还锻炼出了一批精通现代科学技术的工程人员，有的还成为最早向中国全面介绍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杰出学者，如精通数学的华衡芳，精通化学物理的徐寿、徐建寅父子等人。同时，在洋务派所办军事、民用企业的近4万名工人中，还锻炼出了一大批掌握现代大机器生产的技术工人，成为中国无产阶级中早期的技术力量。毫无疑问，上述在洋务运动中锻炼和培养出来的科技人才，为稍后现代民族资本的发生准备了一定的条件。

千问 · 2007-10-29 14:36:06

一、1861年奕欣奏请设立外语学校，培养外语人才和外交人才。1862年8月，同治帝正式批准成立“京师同文馆”。学员学习汉文外，主要学习外文。聘有外籍教师英国人包尔腾，法国人司默灵、毕利干，俄人柏林，美国人丁韪良、傅兰雅、海灵敦等先后任教。丁韪良从1869年任总教习，总管教务达30年。总税务司赫德兼任监察官，实际控制了经费和人事大权。同文馆完全按正规学校来办，陆续开设英文馆、俄文馆、德文馆和东文（日文）馆。只招收13、14岁以下八旗子弟，后又招收15—25岁的满汉学员，也招收不限年龄的满汉学员。学习期限初定3年，到1876年分为两种：一是由外文而及天文、化学、测地等科的学生学制8年；一是年龄稍大、仅借中文译本学习天文、化学、测地等科的学生，学制5年。1867年时增设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物理、外国史地等。学生最多时达120人。毕业生大多任清政府译员、外交官员和其他洋务机构官员。设有印刷所，翻译印《万国公法》及数理化和文史等方面书籍。1902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二、也就是“钦定宪法大纲”1、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2、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3、钦定颁行法律及发交议案之权。凡法律虽经议院议决，而未奉诏命批准颁布者，不能见诸施行。4、召集、开闭、停展及解散议院之权。解散之时，即令国民重行选举新议员，其被解散之旧员，即与齐民无异，倘有抗违，量其情节以相当之法律处治5、设官制禄及黜陟百司之权。用人之权，操之君上，而大臣辅弼之，议院不得干预。6、统率陆海军及编定军制之权。君上调遣全国军队，制定常备兵额，得以全权执行。凡一切军事，皆非议院所得干预。7、宣战、讲和、订立条约及派遣使臣与认受使臣之权。国交之事，由君上亲裁，不付议院议决。8、宣告戒严之权。当紧急时，得以诏令限制臣民之自由。9、爵赏及恩赦之权。恩出自君上，非臣下所得擅专。 10、总揽司法权。委任审判衙门，遵钦定法律行之，不以诏令随时更改。司法之权，操诸君上，审判官本由君上委任，代行司法，不以诏令随时更改者，案件关系至重，故必以已经钦定为准，免涉分歧。11、发命令及使发命令之权。惟已定之法律，非交议院协赞奏经钦定时，不以命令更改废止。法律为君上实行司法权之用，命令为君上实行行政权之用，两权分立，故不以命令改废法律12、在议院闭会时，遇有紧急之事，得发代法律之诏令，并得以诏令筹措必需之财用。惟至次年会期，须交议院协议。14、皇室经费，应由君上制定常额，自国库提支，议院不得置议。14、皇室大典，应由君上督率皇族及特派大臣议定，议院不得干预。三、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任务——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从事民族主义运动，试图推进本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四、文学革命开始于1917年。它是晚清文学改良运动在欣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是适应以思想革命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化运动而发生的。在中国文学史上竖起一个鲜明的界碑，标示着古典文学的结束，现代文学的起始。文学革命运动的意义是巨大的。首先，五四新文化运动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而文学革命作为这一运动的组成部分，以激进的态度否定了以封建思想为其主导的传统文化体系，宣扬了个性解放、人性自觉、自由平等等新思想、新观念，为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展开发挥了巨大作用。其次，在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它为白话最终成为中国现代民族语言奠定了基础。经由晚清的白话运动和文学革命对白话文学的竭力倡导，终于在1920年，作为现代“国语”的白话纳入官方教育体制，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颁令全国国民学校，一、二年级的国文教育统一采用语体文（白话），这无疑承认了文学革命的合法性，更重要的是它成为民族文化转型的契机。第三，打破中国文学孤立封闭的格局，建立了与世界文学的密切关系。文学革命完全改变了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它以极为开放的胸襟持续不懈地翻译和介绍外国现代文学和文化思想，形成了一场大规模的文化吸收潮流。正是在这种文化引介的潮流中，西方自文艺复兴运动以来的各种思想和学说，在20世纪初的现代中国找到了通行的市场，不仅影响和构建了现代文学创作的风貌，也影响和构造着中国对现代化的追求和憧憬，直到今天。

千问 · 2007-10-29 14:36:06

1、洋务运动实施新式教育的内容在洋务运动中，教育活动是重要方面，洋务派提出“兴西学”，提倡“新教育”，培养洋务人才等主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进行科学技术教育。洋务派十分重视开设各类洋务学堂，其中主要有外国语学堂，工业技术学堂和军事学堂。著名的有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和福州船政学堂等。关于这些学校的具体情况，一会儿大家可以查阅我们课件中的内容。洋务派创办的洋学堂，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纳入其课程体系，将林则徐、魏源所倡导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付诸实践。所以，洋务运动使得中国近代科学教育迈出了重要一步。留学教育是洋务运动筹办新式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1872年开始实施，留学生主要是到美国、欧洲进行学习。这些留学生接触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学到了近代自然科学和生产技术知识，并把这些新知识带到祖国，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洋务派的留学教育培养了一批科技人才，使中国在机械、造船、铁路、邮电、医学、采矿等专业有了自己第一批人才。洋务教育自上而下地将西方近代科学纳入中国学校教育课程体系，并开办了新式学校，对科学教育的普及发展，对中国人民的科学启蒙都起了重大作用。洋务运动引进了西方先进技术，培养了新式人才，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对西方经济势力的入侵也起到了抵制作用。所以，洋务运动是进步的2、制宪党的纲领盟会以孙中山先生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革命纲领，后来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把它阐发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它是中国近代史上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3、民族资产阶级的主要历史任务为团结社会阶级，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发挥应有的贡献。特点在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中成长的民族资产阶级，在自身经济实力的发展上依赖于外国资本主义，也被资本主义列强的商品输出所遏制；本国的自然经济与统治者是限制民族资产阶级成长的内因。这些条件使民族资产阶级没有与外国资本主义一样强大的经济实力，决定了民族资本主义的两面性，并自始至终存在着。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革命性妥协性http://baike.baidu.com/view/88755.htm4、文学革命的内容和意义http://www.oklink.net/a/0008/0802/zgxdwx/003.htm文学革命开始于1917年。它是晚清文学改良运动在欣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是适应以思想革命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化运动而发生的。在中国文学史上竖起一个鲜明的界碑，标示着古典文学的结束，现代文学的起始。1915年，《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第二卷起易名为《新青年》），新文化运动以此开始，并在1919年借“五四”运动的大势，将整个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推向高潮。作为现代文学和文化全面走向现代化的开端，文学革命运动的意义是巨大的。首先，五四新文化运动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而文学革命作为这一运动的组成部分，以激进的态度否定了以封建思想为其主导的传统文化体系，宣扬了个性解放、人性自觉、自由平等等新思想、新观念，为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展开发挥了巨大作用。其次，在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它为白话最终成为中国现代民族语言奠定了基础。经由晚清的白话运动和文学革命对白话文学的竭力倡导，终于在1920年，作为现代“国语”的白话纳入官方教育体制，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颁令全国国民学校，一、二年级的国文教育统一采用语体文（白话），这无疑承认了文学革命的合法性，更重要的是它成为民族文化转型的契机。第三，打破中国文学孤立封闭的格局，建立了与世界文学的密切关系。文学革命完全改变了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它以极为开放的胸襟持续不懈地翻译和介绍外国现代文学和文化思想，形成了一场大规模的文化吸收潮流。正是在这种文化引介的潮流中，西方自文艺复兴运动以来的各种思想和学说，在20世纪初的现代中国找到了通行的市场，不仅影响和构建了现代文学创作的风貌，也影响和构造着中国对现代化的追求和憧憬，直到今天。

千问 · 2007-10-29 14:36:06

一、 1861年奕欣奏请设立外语学校，培养外语人才和外交人才。1862年8月，同治帝正式批准成立“京师同文馆”。学员学习汉文外，主要学习外文。聘有外籍教师英国人包尔腾，法国人司默灵、毕利干，俄人柏林，美国人丁韪良、傅兰雅、海灵敦等先后任教。丁韪良从1869年任总教习，总管教务达30年。总税务司赫德兼任监察官，实际控制了经费和人事大权。同文馆完全按正规学校来办，陆续开设英文馆、俄文馆、德文馆和东文（日文）馆。只招收13、14岁以下八旗子弟，后又招收15—25岁的满汉学员，也招收不限年龄的满汉学员。学习期限初定3年，到1876年分为两种：一是由外文而及天文、化学、测地等科的学生学制8年；一是年龄稍大、仅借中文译本学习天文、化学、测地等科的学生，学制5年。1867年时增设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物理、外国史地等。学生最多时达120人。毕业生大多任清政府译员、外交官员和其他洋务机构官员。设有印刷所，翻译印《万国公法》及数理化和文史等方面书籍。1902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

千问 · 2007-10-29 14:36:06

1 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开始，实际启动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但作为承载中国教育近代化任务的洋务教育，在发展中表现为实践上的沉重滞缓和指导思想上的本土化取向，这既给在华教会学校留下插足发展的空间，同时也设置了障碍。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教育和技术现代化。